隨著中國城市化的發展，城市的溫室氣體排放和空氣污染日益嚴重。2006年至2010年，公共建筑能源消耗上升了15%，而高排放的燃煤供熱供電占中國北方地區公共建筑能耗的一半。在新建筑中采用節能技術和節能標準有助于改善這一狀況，但現有建筑的能效如何提高？

在不久前舉行的中美合同能源管理研討會上，中美政府宣布將實施試點項目，為上述問題提供解決方案。該項目旨在促進合同能源管理（EPC），在這種建筑改造模式下，業主將與私營企業合作，安裝節能技術，將節能所得資金用于能效升級。EPC模式目前已在美國廣泛使用，試點項目將在中國推廣該模式，以實現遏制排放和節省資金的初衷。

在美國，聯邦政府制定了節能服務公司（ESCO）名單，這些公司有資格投標政府建筑改造項目。節能服務公司根據標準合同機制及統一的衡量和驗收規定，追蹤節能情況，并與向改造項目提供融資的金融機構建立聯系。一旦節能改造完成，建筑物的能源需求就會下降，節能所得資金就能用于支付新技術成本。節能服務公司擔保10至20年的節能效果，一旦收回投資成本，政府就能獲得所有節能所得資金。這種模式稱為“節能擔保”模式。

但是，EPC在中國的普及程度還很低。中國目前采取“節能共享”模式，要求節能服務公司承擔大部分項目資金，而節能所得資金由項目業主與節能服務公司共享。這種模式限制了項目的規模。與“節能擔保”模式不同的是，在“節能共享”模式下節能服務公司需要承擔所有風險，這就限制了EPC對外部投資者的吸引力。

盡管如此，不可錯失利用EPC降低能源需求的良機。中國公共建筑占當前EPC項目比重不足1%，但這些建筑的能耗卻高達1.92億噸標準煤，占全國能耗總量的6.2%，比2010年西班牙的能耗總量還略高。中國的公共建筑蘊含著巨大的市場機遇。

來自業界、金融和政府部門的中美代表一起討論了由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太平洋西北國家實驗室和中國節能協會節能服務產業委員會提交的新市場機遇分析報告、資源工具箱及對中國政府的政策建議，并對中國采取“節能共享”之外的節能模式、推廣建筑節能提出了四條建議：

第一，在“節能共享”模式之外提高稅收和資金優惠政策。在中國現有模式下，只有承擔項目成本70％的節能服務公司才能享受稅收和資金激勵措施，而節能所得資金由節能服務公司和建筑業主共享。這有利于小規模單項技術投資，而不利于節能效果更好的大型捆綁式改造項目。

第二，鼓勵第三方融資。通過建立標準的合同機制、統一的衡量和驗收體系能吸引外部投資者和銀行參與節能市場。增加政府或多邊開發銀行信貸能減少風險并增強建筑領域EPC項目的信心。

第三，修訂公共部門采購規則，促進節能發展。目前中國的公共建筑存在兩個障礙。一是缺乏規則和最佳實踐支持EPC項目，造成城市采購負責人對項目風險的擔憂。二是節能目標一旦完成，能源預算就會削減。這看似符合邏輯，但如果建筑經理手頭沒有涵蓋能源成本和項目合同資金的預算，就會擔憂節能風險。消除這種擔憂的方法是按照節能合同年限撥付年度預算。

第四，對節能效果較強的項目提供特殊激勵措施。中美兩國現有的大多數稅收或公共事業退稅等節能激勵措施都針對單項技術。這點很重要，但是如果整座建筑或能源管理合同具有較強的節能效果，例如能將整體能耗減少20%，這就應該享受激勵措施。

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和私營企業克服了EPC項目的障礙。例如，臨近香港的深圳要求公共建筑實行合同能源管理，根據建筑的能源強度制定能源預算，而非僅考慮能源成本。EPC項目降低建筑物的能源需求之后，市政府不會削減建筑物的能源預算。相反，撥付的預算既涵蓋公共事業投資也包括節能合同成本。

江森自控公司等節能服務公司將中國目前的“節能共享”模式和美國的“節能擔保”模式相結合。例如在北京凱晨世貿中心，江森自控公司在同一個合同之下捆綁多項節能技術，擔保項目將使整體能源需求減少616噸標準煤。業主預先支付85%的改造費用，一年之后，由第三方驗收節能目標完成情況，再付清剩余的15%。

深圳和凱晨世貿中心的合同模式對建筑業主和承包商同樣具有吸引力，且雙方都對項目風險管理方式感到滿意。這種混合模式也能促進產生更大的節能效果，對外部融資方也極具吸引力。

中國城市正在應對建筑能耗的負面影響。中國如今依然高度依賴于煤炭，從而加劇了氣候變化的危險。北京的空氣污染程度也一直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合同能源管理是一種成本效益型解決方案，能夠造福于市民、企業和地球。隨著新措施和試點項目的發布，業界和政府將攜手共創新局面。

　本文來自《中國能源報》（2015年02月09日第06版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