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東的情況看，第三方治理得進展并不如預期。”廣東省環保產業協會副秘書長李苑彬日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專業化、市場化的治理模式目前在當地開展的領域、行業也都比較有限。

廣東面臨的情況并非個案。記者了解到，早在國務院發文推進第三方治理之前，各地就已經陸續在一些行業開展實踐。但當時面臨的業主積極性不高、市場封閉等問題，現在仍然存在；同時運營企業在權責邊界、稅收等方面還有不少訴求或爭議，大家普遍期待有關管理部門能夠根據各地實踐，自上而下予以解決。

主要用戶還是地方政府？

目前，第三方治理在市政領域進展順利。不過在工業領域，第三方治理的“地盤”比較有限，主要集中在在線監測系統和電鍍、漂染等專業園區集中治理領域

李苑彬說，盡管第三方治理的環境、經濟和社會效益已為各界認同，但實際工作進展并不快。“從環保企業角度來看，廣東省目前有各類環保企業3000余家，開展第三方治理業務的不過兩百家左右，專業從事第三方治理的則更少；相關產值比較低，占比普遍小于企業的20%，同時，每個企業運營的第三方治理項目數量也比較少。”

就在不久前，廣東省政府發布的《關于加快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工作的實施意見》提出，到2017年，在當地環境公用設施、工業污染治理等重點領域，第三方治理要取得顯著進展。而從目前的實踐來看，市政領域進展順利。“接近九成是由市場主體采取BOT或TOT的模式運營。” 李苑彬說。

不過在工業領域，第三方治理的“地盤”則比較有限，主要集中在在線監測系統和電鍍、漂染等專業園區集中治理領域。“前者是因為政策有要求，后者則是園區政府行為。其他行業企業個體采取專業化、市場化運營的非常少。從數量上看，廣東當地有幾萬家重點工業排染企業，開展專業化市場化治理的也不過千家，比例確實不高。” 李苑彬表示。

是什么在影響市場的開拓？

排污企業積極性不高；具備綜合實力的運營企業也并不多。有專家認為，環境治理的專業化分工和環境監管的落地是促進第三方治理的根本動力

“對于工業領域來說，最困難的就是權責邊界的劃分問題。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并不能免除排污工業企業相關的刑事法律責任，所以，很多大的工業企業市場化積極性不高，更愿意自己治理。”李苑彬在調研中了解到。

對此，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指出，他并不認同“如果治污責任不能通過第三方治理來轉移，工業企業沒有動力外包污染治理服務”的說法。他表示，第三方治理的動力應來自專業化分工的內在需求，其根本動力是來自環保監管的落地。

業內人士表示，從國外的實踐看，嚴格的排放標準和環境監管、廣泛的公眾參與以及完善的環境公益訴訟機制和社會化的環境監測機制，是促使排放主體向外尋求專業高效治理的最大動力。

而在國內的實踐中，環境要求的提升確實也在開啟著專業化治理的空間。近一兩年來，VOCs治理、超低排放改造等新的環保業務，正在給專業化、市場化治理帶來更大空間，一些技術較強的環保公司也因此獲得了更多的市場機會。

李苑彬所在的廣東，環保部門早已對當地重點污染源開展環境保護信用評價，根據評價結果對企業進行差別化環境監管。獲得“紅、黃牌”的企業，其信貸、上市都會受影響。“那么，能否試點對這些企業的治理設施，強制進行專業化托管？當然這項措施要建立在公平、公正、公開的基礎上。”

而李苑彬的另一觀點則相當犀利：第三方治理跑不快的原因也不只是在業主方，運營企業方面也有原因。很多大型綜合性污染治理項目對運營企業提出了非常高且綜合性強的要求，既要有技術，還要具備管理和融資能力。

“說實話，具備這種綜合實力的企業并不多。大國企融資能力強，但技術和管理上并不都出色；而一些具備技術實力和深耕細分行業的，則是融資能力不強。”對此，他直言不諱。

而在一些城市治理的細分領域，問題突出、需求大，但也遲遲不能拓展第三方治理市場。從事餐廚油煙凈化的武漢創新環保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傅斌說，在這個領域目前還沒有專門的第三方運營公司。

他分析有兩方面原因，一是為了節省成本，多數用戶基本上是自己進行維護保養。由此出現了保養不及時、不到位，或者基本無后期的維護保養等多種問題。二是油煙凈化設施具有點多面廣的特性，大的第三方運營企業涉足的積極性不高，私人和小企業缺乏規范性，有意愿委托第三方運營的企業難以找到合適的運營公司。

按合同辦事，沒那么簡單

最糾結的地方還是在環保責任和安全責任權責的邊界上；有些地方政府的商業信用問題則很嚴峻

在被問及在第三方治理實踐中感覺最糾結的地方時，上海申欣環保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徐建剛的回答代表了同行心聲：最糾結的地方還是在環保責任和安全責任權責的邊界上，供需雙方之間如何來劃分和界定，這既涉及雙方的責任，也涉及雙方的商業效益，更關系企業信譽。

治理企業和業主事前制定了盡可能詳盡的合同，一旦出現問題，就嚴格按照合同追究責任。這是商業界的規則。但在污染治理領域，情況卻沒有這么簡單。

中國環保產業協會前副會長韓偉說，比如污水處理項目就很典型。他們在調研中發現，盡管事前在合同中對水質水量進行了明確細致的要求，但實際上水質變化很大，有的業主方甚至水質、水量都改變了也不通知乙方。污水集中處理設施的情況就更為復雜。某地生活污水處理廠被發現有好幾天排放超標，結果一排查，某垃圾處理廠為了省錢，竟然把滲濾液直排管網，給工藝造成極大負荷和沖擊。“對于這種情況，環保部門處罰不處罰都為難。”

有的則是對合同約定的排放標準有疑慮。比如山東某工業園區污水處理廠，實施的排放標準是套用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廠排放一級A標準。“運行方感覺比較委屈。工業廢水要達到一級A，在現有工藝和付費情況下，很難長時間穩定達標。”

令運營企業頭痛的還不止這些，運營處理費不到位是最痛苦的。“業主是企業時，問題還不大，但有些地方政府的商業信用問題則很嚴峻。”韓偉說。

對于付費問題，環保企業老總們總有道不盡的苦水：拖、欠幾年是常有的事情。而如果還想在當地經營下去，就別想依據合同去訴諸法律。“環保企業根本不具備相應的博弈能力。”

而自“78號文”（《資源綜合利用產品和勞務增值稅優惠目錄》（財稅【2015】78號））發布以來，稅收負擔又成了環保企業的“心病”。“特別是對在市政和園區領域承擔第三方治理的企業來說，是筆增加不小的成本。”李苑彬表示，很多以前談的BOT項目，價格和調價公式已經確定。但從此前的免增值稅到現在“先征后返”，稅收和財務成本都顯著增加，但卻不能都在價格調整中予以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