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發改委等十部門日前聯合印發了《全面推進農村垃圾治理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包括總體要求、主要任務、保障措施和督導檢查4方面內容。

業內人士分析稱，《意見》創下了“三個第一”，即第一次將農村的生活垃圾、工業垃圾等一并處理；第一次由十個部門聯合發文；第一次提出了農村垃圾5年治理的目標任務。為此，本報記者采訪幾位專家，請他們對《意見》進行解讀。

六成垃圾未能處理

過去，農村垃圾治理不成問題，完全可以靠自然的消納能力實現自凈。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的變化，農村垃圾治理逐步成為一個問題，因為農村處理不了了。

“現在的農村垃圾不治理不行了，它已經嚴重污染到農村的土壤和水體，甚至影響農作物的生長。我們在調研時發現，有些地方的井打得越來越深，因為垃圾污染了一部分地表水。因此，農村垃圾治理關乎著國民的健康。”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村鎮建設司副司長王旭東說。

中國房地產研究會人居委居住行為學首席專家、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城鎮規劃設計研究院研究員王寶剛告訴記者，目前全國超過6成的農村生活垃圾沒有得到任何處理，少數省份垃圾得到處理的鄉村甚至不到10%。這些未經處理的垃圾基本上采取單純填埋、臨時堆放焚燒、隨意傾倒等處理方式，極大污染了鄉村環境。

在垃圾處理方面，農村相對于城市有何特點呢？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金書秦認為，和城市垃圾相比，農村垃圾的形態相對簡單，減量化更容易，更加可能在小范圍內循環利用，就地資源化，比如秸稈還田等。

“但是，農村居民對垃圾處理的認知相對欠缺，一些硬件的設備設施沒有配套，資金更是農村垃圾治理的最致命短板。由于資金的短缺，就造成人力、物力、管理的缺失，沒有專門的人員負責相關事務，更無法找到具體的人去監督、追責。”金書秦說。

解決農村垃圾頑疾有何對策？

農村垃圾治理存在“五大難”，即陳年垃圾清運難、農村垃圾收集難、農村垃圾轉運難、農村垃圾處理難、長效保持難。

王旭東說，針對這“五難”，《意見》提出了幾項措施。第一個是政府主導，依靠群眾。這是基本原則。把群眾動員起來，才能把垃圾清理好，也才能把一家一戶的垃圾收集起來。第二個是建立村莊保潔制度。這是關鍵。有人管事就有了一個好的基礎。各地也有創新，不安排專門的保潔員，而是每家輪流掃一天或一周，形成村莊保潔制度。

“我國的農村還處于一個傳統的熟人社會，農村地區的保潔員不只要負責垃圾清掃和收運，還要負責垃圾收集的監督和宣傳。因此，我們鼓勵農村垃圾分類做到干濕分離，即將果皮、菜葉、剩飯等濕垃圾單獨放置，并自備垃圾收集容器。農戶可以把濕垃圾拿去喂養牲畜，或當成肥料還田。保潔員主要是收集干垃圾以及在平時的保潔中向村民宣傳垃圾分類和投放方法。天長日久，農戶就會養成好習慣。同時，農村保潔員還是監督員，不只監督農戶的垃圾分類和投放的地點是否正確，而且監督垃圾轉運部門是否及時清運了收集起來的垃圾。這是農村保潔員與城市環衛工人最大的不同。第三個是加強中轉設施建設。”他說。

除了建立村莊保潔制度， 《意見》還明確指出推行垃圾源頭減量、全面治理生活垃圾、推進農業生產廢棄物資源化利用、規范處置農村工業固體廢物、清理陳年垃圾這6項主要任務。

垃圾分類，在許多城市推廣多年，仍然收效甚微。而在農村，如何才能通過垃圾分類實現源頭減量？

對此，金書秦認為，農村垃圾類別簡單等特點為垃圾分類提供了基礎，但垃圾分類在城市里都難以推進，在農村也必然會有困難。“比如對垃圾類別認知的欠缺以及垃圾分類本身不接地氣，往往使得居民拎著垃圾不知道往哪個桶扔。”他說。

王寶剛認為，要在農村開展垃圾源頭減量，村民的環境意識需要提升。應在村民中普及垃圾分類等知識，改變垃圾隨手亂扔的陋習，并且建立一些垃圾管理的長效機制。比如可以建立鄉村長效管理機制，發動全體村民參與垃圾分類，或是建立資源化處理獎勵制度，政府高價回收農業廢棄物、秸稈等。

資金缺口誰來補？

中央財政和中央預算內投資以及地方各級的財政和預算內投資都對農村垃圾治理有支持。這幾年，支持力度不斷加大，但是住房城鄉建設部村鎮建設司副司長王旭東認為，農村垃圾治理不能光靠政府投資。

“一方面，村民要參與進來，才能保證村莊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我們做過一個測算，農民一年產生的生活垃圾約180公斤，這些垃圾全部治理平均所需費用約55元。如果每個農民每年繳12元，相當于每月繳1元，便基本可以負擔村莊垃圾的村內收集成本；政府主要負責垃圾的轉運和處理。另一方面，對于貧困村的垃圾收集保潔費用，政府也要負起‘兜底’的責任；有條件或比較富裕的農村地區，可以采用市場化的方式，引入企業管理，比如以競標方式選擇垃圾收集和保潔的專業隊伍，不僅可以降低成本，還可以形成良好的互動機制。”王旭東說。

《意見》明確了縣級人民政府是農村垃圾治理的責任主體，其任務包括建立保潔制度，收運和轉運設施建設及長效運行機制的建立。縣級財政要把農村垃圾治理的工作承擔起來。如何支持，由各地負責制訂具體措施和規定。另外，要建立長效的管理機制，這包括農村垃圾保潔制度的補助、農村垃圾轉運設施建設和管理的規章以及垃圾處理設施的建設和維護制度。中央財政也會加大一般性轉移支付的力度支持地方開展農村垃圾治理。

金書秦則認為，對于農村垃圾治理的資金，落實到基層的時候，不要多頭分管，應該集中力量辦大事。

“各個部委可能在做預算的時候分開來做，但是落實到基層農村時，應該統籌為一個項目，基層在落實項目時，不會再糾結于這個工作屬于哪個部門，也無需為同一件事情應付來自不同部門的檢查、評估等工作。另外，在財政資金的使用方面，要給基層更多的自主性，各鄉村可以根據自身情況選擇垃圾治理的側重點。簡言之，在垃圾治理資金的安排上，限于當前的部門預算體制，資金來源可以多頭，但是做事情則一定要集中。”金書秦說。

在他看來，雖然國家這幾年重視農村環境整治，對其加大投入，但是對于占國土面積70%的農村而言，這些錢還遠遠不夠。況且很多錢到地方就相對捉襟見肘了。因此，國家應該投入更多的資金來治理農村垃圾。當然，垃圾治理也不能等靠要，農村和農民自身也要有擔當。同時，要針對農村垃圾面臨的突出問題，集中開展一些項目，讓地方有足夠的主動權，切實解決農村垃圾治理中遇到的問題。

王寶剛也建議，要靠政府主導加大資金投入，建立專項統籌資金治理農村垃圾，破除部門之間的門檻，避免資金分散或重復使用。同時，完善相應的完善相應處理、回收設施，

“無論是‘村收集、鎮轉運、縣處理’，還是‘村收集、鎮清運、縣中轉、市集中處理’，抑或是‘村收集、鎮轉運、片區處理’，無論哪一種農村垃圾的治理模式，都要根據農村的現實情況，因地制宜地選擇。”王寶剛說。

在采訪中，許多專家都建議，應建立考核機制，把農村垃圾的治理情況納入干部考核體系中。“比如在上海，一些區縣就將農藥包裝的回收情況納入對鄉鎮領導的績效考核中。”金書秦說。